用馬克思主義之箭射中國革命之的
——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
求是雜志社調研組
思想就是力量。
建黨百年之際，求是雜志社調研組來到革命圣地延安，進一步追尋領悟毛澤東思想形成發展的歷史軌跡及其在全黨確立指導地位的非凡歷程，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感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進程和創新創造，感悟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和實踐力量，啟示人們進一步增強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的政治自覺、思想自覺、行動自覺。
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在革命形勢日益向好發展的進程中，毛澤東同志也十分敏銳地認識到革命隊伍中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等錯誤思想的嚴重危害，他尖銳地指出，遵義會議以后黨的路線雖然是正確的，但在全黨內，尤其在某些特殊地區與特殊部門內，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殘余，并沒有肅清，或者還很嚴重地存在著。毛澤東同志深刻思考著思想路線的重大問題，指出，“遵義會議，實際上變更了一條政治路線。過去的路線在遵義會議后，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仍然存在”；“這種主觀主義同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是相對抗的”，我們“要分清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和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p>
“掌握思想教育”，“把思想方法搞對頭”，成為延安時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重大任務，目的是要正確總結中國革命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的規律，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形成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
時 局
當革命形勢發生變化的時候，黨的政治路線、革命的策略和領導方式也必須順應大勢相應作出改變。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的1935年，正是中國整個時局發生巨大變動的時期。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使中華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國內階級矛盾逐漸下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認識到很有必要對新的形勢作出科學分析，制定出符合實際的政治路線和戰略策略方針。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的窯洞里，中共中央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瓦窯堡會議”。會上，毛澤東同志深入分析了各階級對抗日的態度，指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重性，在亡國滅種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指出“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黨的策略路線是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8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窯洞內撰寫《論持久戰》。在這篇重要文章中，他深入批駁了當時流行的“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觀點，系統闡明了黨的抗日持久戰戰略總方針，極大增強了中國人民奪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和決心?！⌒氯A社發（資料照片）
12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他深刻指出：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在著重批評關門主義傾向的同時，他還提醒全黨記取歷史上右傾錯誤的教訓，強調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不但要充當“發起人”，而且應當成為“堅強的臺柱子”。
瓦窯堡會議的召開，表明中國共產黨繼遵義會議解決最為緊迫的軍事路線問題之后，又結合新的形勢和任務開始系統地解決黨的政治路線問題，從指導思想上清除“左”傾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之際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毛澤東同志的報告，高度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時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作了完整的分析和闡述，為全黨進入全民族抗戰時期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
此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積極推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先后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白區工作會議、洛川會議等一系列重要會議，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最終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革命從此進入了新階段。
80多年后的今天，回望當年那段曲折演進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個個重大歷史關頭，正是因為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分析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作出正確判斷和應對，才保證了中國革命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
毛澤東同志這一時期的講話、談話、報告、電報等，以不斷變動的客觀事實為根據，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自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與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等錯誤思想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同志高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掌握時與勢的雄才大略，同時也表明，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的有機結合中，毛澤東同志一步步認識把握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一步步將這些規律性認識升華到思想理論層面。
兩 論
初到延安，毛澤東同志住在城西北鳳凰山麓的李家窯。
一鋪土炕、一張石凳、一盞油燈……就在這孔簡陋的窯洞里，他從繁忙的工作中擠出時間，不分晝夜地讀書思考，以驚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理論勇氣，寫就了影響深遠的哲學著作《實踐論》、《矛盾論》。
這兩部光輝著作，是毛澤東同志1937年7、8月間在抗日軍政大學講授辯證法唯物論的提綱。雖然只是其中的兩節，但篇幅占整個講授提綱的一半還多，內容豐富生動，以中國革命實際為案例，系統闡釋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矛盾學說，在毛澤東思想乃至整個馬克思主義發展進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極大地提高了我們黨的思想理論水平。毛澤東同志后來說，“我們反對主觀主義，是為著提高理論，不是降低馬克思主義。我們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彼羁痰刂赋觯骸耙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懂得從改造中國中去認識中國，又從認識中國中去改造中國，就不是一個好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p>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回憶道：“我們在第二次國內戰爭末期和抗戰初期寫了《實踐論》、《矛盾論》，這些都是適應于當時的需要而不能不寫的?！焙啙嵉脑捳Z，透徹道出了毛澤東同志寫作“兩論”的深遠考慮。從當時情況看，雖然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已經逐步清算和糾正了之前錯誤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但這些方面的錯誤是以其深層的錯誤思想路線為基礎的，只要主觀主義錯誤思想在黨內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存在，不論是“左”的或右的錯誤，一有機會都還有可能重犯。
“一切大的政治錯誤沒有不是離開辯證唯物論的”，“如果離開了唯物的辯證的方法，就會只是胡鬧一頓，決無好結果可言”。因此，如果不清除錯誤的思想認識和方法論根源，就不能統一黨內的思想，就很難保證黨的正確路線、策略的制定和執行，中國革命也就很難繼續前進。為了克服主觀主義的錯誤，必須對中國革命的經驗予以系統的思想路線總結，在此基礎上確立我們黨正確的思想路線。
《實踐論》重點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文章突出強調實踐對于人的認識的重要性，指出“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人的認識對于實踐的關系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p>
《矛盾論》則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全面論述了對立統一基本規律，深刻闡釋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問題，深刻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為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p>
“兩論”既是對中國革命艱苦卓絕偉大實踐的哲學概括，又是對中國共產黨批判“左”右傾錯誤的哲學總結，從認識論、方法論高度系統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重要性，為中國共產黨形成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奠基之作。毛澤東同志說，中國革命的圖樣不是別的，就是我們在中國革命實踐中所得來的關于客觀實際情況的能動的反映。由于有了正確思想方法作為認識武器，我們黨深刻剖析了黨內錯誤的思想認識根源，為黨員干部端正思想方法、提高理論水平提供了銳利思想武器，為迎接革命新階段的到來作了思想上、理論上的充分準備。
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同志對哲學問題給予了極大關注。陳云同志曾這樣總結說，毛澤東同志“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他用哲學思想培養了一代人”。他還多次講起當年毛澤東同志三次要他學哲學的故事：在延安時，我曾以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于經驗少，“毛主席對我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通過學習哲學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著作，自己才認識到“過去我們犯錯誤，主要是因為不根據客觀實際辦事，主觀與客觀相脫離”。
斗 爭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剛從蘇聯回到延安不久的王明以欽差大臣自居，在會上作了報告，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錯誤主張，并對洛川會議以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許多正確觀點和政策提出批評。
由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堅決抵制，王明的錯誤意見沒有形成決議。但是，王明的錯誤意見對與會者產生了影響，一些同志一時不能明辨是非，還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同志在會上的處境十分困難，此后約半年時間里，他都處在少數甚至孤立的地位。李維漢回憶說：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澤東同志，他說“我的命令不出這個窯洞”。
到了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同志這樣講道：“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時，由于王明的回國，進攻中央路線，結果中斷了遵義會議以后的中央路線。十二月會議我是孤立的，我只對持久戰、游擊戰為主、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是堅持到底的?！?/p>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城東五公里外橋兒溝的一座教堂里，中國共產黨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這次重要會議，被毛澤東同志譽為“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與1937年十二月會議迥然不同，六中全會的召開有一個很好的前提條件，那就是王稼祥帶回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边@一重要指示，為堅持黨的抗戰路線，糾正王明的錯誤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全會基本上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統一了全黨的思想和步調，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圖為會址延安橋兒溝天主堂?！?/font>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在會上，毛澤東同志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結論，抗戰以來他一直堅持的正確主張，得到絕大多數同志的理解和擁護。彭德懷同志在發言中感慨地說：“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p>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命題，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边@些重要論述，是他從中國革命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中，從同黨內各種錯誤思想傾向進行的斗爭中得出來的。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出現了新的飛躍，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自覺得到進一步確立。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這對于全黨進一步確立正確的思想路線具有重要意義，對于毛澤東思想日益成熟并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成 熟
1940年1月9日，延安中國女子大學禮堂，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現場氣氛熱烈非凡?！皬南挛缫恢敝v到入夜點起煤氣燈的時分”，“擁擠在會場里的五六百聽眾”認真聆聽著毛澤東同志的長篇演講，“被他的精辟見解和生動話語所鼓舞、所吸引”。演講的結尾，他用濃厚的湖南鄉音豪邁宣布：“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這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p>
一個多月后，這篇演講以《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為題，首先在《中國文化》創刊號發表，稍后幾天在《解放》周刊第98、99期合刊上刊載，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宣傳變本加厲，“中國未來不需要社會主義，共產黨不需要存在”等論調一度甚囂塵上。民族資產階級的一些人，也企圖在國共兩黨的政治主張之外另走一條道路。即使是在黨內，認識也不盡一致，有的甚至主張直接搞社會主義，“畢其功于一役”。于是，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就成為一個事關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
新民主主義社會，就是毛澤東同志作出的響亮回答。
新民主主義理論，并不是突然產生的，而是經歷了長期的思考和探索。早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就基于對中國國情的深刻洞悉，撰寫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等文章，為提出新民主主義作了重要理論準備。
最早提出新民主主義這個概念，是在毛澤東同志1939年12月寫成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這篇文章第一次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區分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新民主主義論》開宗明義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指出共產黨人革命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描繪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的藍圖，對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作了系統的闡述；明確提出中國革命要分兩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才是社會主義革命。
《新民主主義論》與《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以及之前撰寫的《〈共產黨人〉發刊詞》等著作，圍繞中國需要一個什么樣的革命以及中國共產黨如何領導革命走向勝利等問題，構建起完整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這就把長期困擾人們的問題弄清楚了，使大家心中的疑問一掃而光，對中國革命必勝的信心更加堅定。
當時在晉察冀邊區的鄧拓讀完《新民主主義論》書稿后，激動萬分地說：“這本書太好了，是劃時代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解決了?！边h在大西南的聞一多后來談起讀《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的感受時說，我們一向說愛國、愛國，愛的國家究竟是個什么樣子，自己也不明白，只是一個烏托邦的影子，讀了這些書，對中國的前途漸漸有信心了。
新民主主義理論，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又結合中國具體實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獨創性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解決了當時中國革命的理論和道路問題，以前無古人的理論創造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理論成果。這也標志著，毛澤東思想在中國革命偉大進程中得到全面展開而一步步成熟。
整 風
科學的理論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不僅在于它已發展成為成熟的思想體系、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理論，還在于全黨對它的認識達到了統一。在確立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過程中，整風運動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
從1942年春天起，中國共產黨開展了一場面向全黨、歷時3年的整風運動。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是這次整風的重要主題。
開展整風，與當時我們黨面臨的嚴峻復雜局勢密切相關。
一方面，遵義會議后，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已經走上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但由于戰事影響，中央還沒有來得及對歷史經驗進行系統總結，特別是沒有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黨內歷次錯誤的根源進行深刻總結和認真清理，黨內在指導思想上還存在一些分歧；另一方面，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來，中國共產黨得到很大發展，已成為擁有80多萬黨員的大黨，其中90%以上是新黨員，許多人身上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為了對付目前的時局也好，為了迎接將來的時局也好，都必須加強教育”。
1941年1月，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這次事變帶來的慘重損失，使中國共產黨對主觀主義包括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主觀主義錯誤的根源，就是不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沒有把普遍真理的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聯系起來”。
5月19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突出強調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性，并對其作出經典闡述：“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從此，“實事求是”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思想路線中國化、通俗化的表述。
毛澤東同志的這個報告在參加聽講的干部中引起很大震動，但另外許多同志并沒有引起深刻的注意，他后來回憶說：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毫無影響。這使他進一步意識到“犯思想病最頑固的”就是高級干部，決定先“將他們的思想打通”。他強調指出，“凡此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與行動，如不來一個徹底的認真的深刻的斗爭，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爭取革命的勝利。而要進行斗爭，加以克服，非有一個全黨的動員是不會有多大效力的?！?/p>
1942年2月，毛澤東同志先后作《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整風在黨的各級干部中普遍開展。全黨整風的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采取的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
歷史證明，這次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收到了巨大成效，全黨尤其是高級干部的理論水平和思想方法提升到新的境界，人們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同志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貢獻，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延安整風，實現了“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把犯了錯誤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來”的效果。對延安整風，鄧小平同志后來曾作出這樣的評價：“從延安整風以后，無論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氣勃勃，生動活潑，心情舒暢，團結一致?！薄懊飨?、黨中央的命令、號召，誰不聽哪！誰不是自覺地聽哪！”
整風期間，中央政治局會議于1943年3月20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減的決定》，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同志為主席”；決定毛澤東同志為中央書記處主席，對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有最后決定之權”。
這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機構和人事調整。經過遵義會議，再經過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特別是經過整風，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得到進一步鞏固，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得到進一步加強。這也為把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七大通過的黨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決 議
1945年4月20日，延安楊家嶺，斷斷續續開了將近一年的黨的六屆七中全會舉行第8次也是最后一次會議，原則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個傾注了毛澤東同志巨大心血、凝聚了全黨智慧的偉大歷史文獻誕生了！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黨成立以來的歷史作出全面、系統、科學的總結。決議的形成，經過了長時間準備和反復修改。
回顧歷史決議的準備工作，便不得不提到幾部重要的歷史文獻。
1940年，被毛澤東同志稱之為“黨書”的《六大以來》即開始著手編輯。為什么要著手編輯“黨書”？當時，在黨的領導層中，雖然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制止和糾正了王明的右傾錯誤，但對于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之前中央領導機關所犯的錯誤的認識始終沒有統一。這一階段中央領導機關的錯誤究竟是不是路線錯誤，還需要有歷史文件的輔助，來啟示和教育人們。
《六大以來》匯集了從1928年6月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到1941年11月期間黨的500多篇歷史文獻，于1941年12月正式出版。從1942年初開始，毛澤東同志又親自主持編輯《六大以前》，并于同年10月印行。
“同志們讀了之后恍然大悟，發生了啟發思想的作用”；“黨書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在鐵的史實面前，全黨看清了過去的錯誤路線是怎樣實際發生的，原來不承認自己錯誤的同志開始放棄自己的錯誤觀點。胡喬木回憶說：“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后的中央存在著一條‘左’傾路線?，F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睏钌欣セ貞浾f：“系統地讀了‘黨書’，有一個鮮明的比較，才開始認識到什么是正確路線，什么是錯誤路線；什么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什么是教條主義?！?/p>
隨著《六大以來》等的先后出版和對黨史問題的深入討論，全黨尤其是高級干部逐步認清了黨的歷史的是非對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將起草歷史決議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
最早的“決議”草案稿是任弼時同志撰寫的，基礎是1941年秋天毛澤東同志起草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經過多次征求意見和修改后，毛澤東同志又作了反復修改，將題目最終確定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44年5月21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召開。全會期間多次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和“決議”草案，充分吸收了大家意見、集中了全黨智慧。也正是在討論的過程中，大家的思想進一步在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起來。
《決議》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這一段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闡述了“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指出，“到了今天，全黨已經空前一致地認識了毛澤東同志的路線的正確性，空前自覺地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黨員和人民群眾的結果，必將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p>
鮮明地樹立起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各方面條件都已經成熟了。
確 立
1945年4月23日下午3時，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登上主席臺，全場掌聲雷動。雄壯的《國際歌》響起，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
從1928年黨的六大到1945年黨的七大，其間相隔近17年。由于戰爭關系、交通分割、黨的高級干部難以集中、思想認識不統一等原因，七大曾多次籌備又一再延期。對此，在七大預備會議上，任弼時同志專門予以說明。他說，在延期當中，有兩方面相當偉大的收獲。首先是充分發展了我們的力量?，F在黨員有120余萬，軍隊近百萬，根據地人口近1億，黨已成為“全國政治的決定因素”。其次是黨的思想更加一致。經過整風，黨內“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這將使七大的決議更能貫徹執行?？傊?，“七大可以早開三年五年，但絕不會有今天開得這樣好”。
毛澤東同志致開幕詞，言簡意賅，振奮人心。他說：“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薄拔覀兊娜蝿詹皇莿e的，就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團結全國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在我們黨領導之下，為著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一個光明的新中國，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p>
6月19日，黨的七屆一中全會選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以此為標志，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
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是七大的歷史性貢獻。
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七大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這就是：關于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于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于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于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于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于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于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
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中國共產黨自己的革命道路的象征，是中國共產黨認識把握中國革命客觀規律的根本標志。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反映了我們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成熟，標志著我們黨獨立自主進行理論創造，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歷史性飛躍。
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規律的思想理論總結，是中國共產黨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無數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毛澤東同志曾說過，中國革命“經歷過好幾次失敗，幾起幾落。我寫的文章就是反映這幾十年斗爭的過程，是人民革命斗爭的產物，不是憑自己的腦子空想出來的?！薄拔覀冇辛私涷?，才能寫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是不可能寫出來的，因為沒有經驗?！?/p>
正確認識和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和指導作用，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長期奮斗中的巨大收獲。劉少奇同志在七大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黨和許多黨員，曾經因為理論上的準備不夠，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頭，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彎路。但現在已經由于毛澤東同志的艱巨工作和天才創造，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在理論上作了充分準備，這就要極大地增強我們黨和中國人民的信心和戰斗力量，極大地加速中國革命勝利的進程?！?/p>
七大之后，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同心同德、空前團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很快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追隨毛澤東思想的發展軌跡一路走來，調研組深刻感受到：
走過百年征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歷經艱難困苦而不斷發展壯大，推動中國、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根本原因在于，我們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矢志不渝去認識、把握和運用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客觀規律，堅持用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果武裝全黨，使全黨始終保持統一的思想、統一的意志、統一的行動，步調一致向前進。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的非凡理論勇氣、卓越政治智慧、強烈使命擔當，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重大時代課題，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重要思想，是理論邏輯、歷史邏輯、實踐邏輯在新時代的有機結合，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
黨的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并寫入黨章，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這是一個歷史性決策和歷史性貢獻，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在政治上理論上的高度成熟、高度自信，體現了這一思想對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決定性作用，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共同心愿。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偉大實踐充分證明，只有這一思想而沒有任何其他思想，能夠引領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前進道路上，在這一思想的科學指引下，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一定能夠成功應對和化解各種風險挑戰，向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宏偉目標，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